拒签劳务派遣合同
张莉、陆桂、韩红是西安某汽车客运公司的售票员，她们都有10多年的工龄，公司每年都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社会保障金也一直缴着。作为客运公司的子弟，他们对这份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的工作似乎满意了。
每年10月，都是公司与他们续签新合同的时间。可到了2007年10月份，公司却没有动静。当年12月17日，张莉她们在公司里看到了关于理顺劳动关系的通知，其中一条在本企业干够10年以上，且与本企业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可与企业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这一条，让她们三人心里踏实了许多。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她们都够，应该没啥问题。他们三人在十多年间，年年被评为标兵、先进。
2007年12月31日下午5时，她们被叫到公司里来签合同。根据公司《关于下发劳动用工管理制度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若她们要在公司里继续工作，需与陕西华脉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派遣合同，由劳务公司派遣到公司里工作。
由原先期望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到自己变成与不知门朝何处开的劳务公司的职工，与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这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心中充满疑惑的张莉、陆桂、韩红三人拒绝签订公司制作的表皮为劳动合同，内容中却是劳务派遣合同。当天，公司就停止了张莉三人的工作。
为维护合法权益她们找到工会
从劳动合同变成劳务派遣合同，这里到底有多大的区别？2008年1月7日，带着这个疑问，张莉三人来到了西安市总工会信访室咨询相关法规。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不要说以前曾在公司的劳司干的几年工龄，就是在现在的岗位上干了十多年的工龄也将被归零，信访室的赵延详明确地告诉他们。
签劳务派遣合同，虽人没变，活没变，但正式职工的待遇就没有了，公司对待她们就像临时工一样，想让你啥时候走就得走。在工资待遇上同岗不同薪；在社会保险上同薪不同基数，退休后这几年工龄将不被算入社保基数，损失很大的；在福利上同单位不同待遇，是派遣工面临的三大经济问题。明白了这些法规知识后，三人恍然大悟：一份合同，只差几个字，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2008年元月9日下午，西安市总工会信访室同志会同市建筑交通工会，与张莉她们所在公司所派的5位代表进行协商调解，公司方同意她们去上班。第二天上班时，她们却被公司告知：“你们把公司告了不能上班，要告就告去吧！”
打这场官司她们耗了整整两年
不签劳务派遣合同，就不让上班，总不能就这样放弃自己的权益。张莉她们三人只有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随后，她们东拼西凑了1万多元，请律师打官司。
2008年3月14日向西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公司为自己安排工作岗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
5月16日，仲裁委以她们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请求，不符合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驳回她们三人的申诉请求。
张莉三人仲裁败诉，又花光了钱。万般无奈之时，她们又一次踏进西安市总工会信访室，请求法律援助。
2008年7月10日被起诉至未央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又上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裁定发回重审。
2009年12月10日，未央区人民法院再审作出判决，张莉她们所在的客运公司自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与原告张莉她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判决撤销客运公司于2007年12月31日作出的与原告张莉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及2008年4月28日的送达公告；客运公司自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以每月450元为标准补发她们2008年2月至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的生活费；补交2008年2月至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
2009年12月14日，张莉、陆桂、韩红拿着这份送达的判决书时热泪不止。从仲裁，到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到今天的胜诉，整整两年时间，他们筋疲力尽。
“两年是我们一生最难熬的日子”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生活、家庭，是负担是最重的时候。张莉、陆桂、韩红被停止工作后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家里经济拮据，生活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张莉的孩子正在上大学，没有办法，老父亲张四维只能从牙缝里给挤出点钱接济她们。就连当初雇律师打官司的钱，也是老父亲拿出他们养老的钱。张莉说，从小到大，自己从来没碰上打这场官司这么难的事。
韩红的丈夫是下岗职工，平时就打点零工过日子。打官司弄得也没有了心情去做个工，家里的日子就更难了，孩子在娘家养着，连房租的钱有时也得姐妹们资助。陆桂家从她开始打官司起就没有安宁。丈夫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的一百多人都签了，你为什么不能签？”有时还会冒出更难听的话。陆桂说这两年自己想得最多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维权太难了。
张四维熟悉打官司的整个过程，他说为了这个官司，三个人可真是没少流眼泪呀。赵延祥、邹文生代理本案没少跑路，没少说话。打赢这个官司，赵延祥说起初就有把握，可也知道不是很容易，希望单位根据判决书跟她们尽快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回到工作岗位，也希望她们尽快拿到应有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