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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富士康员工工资单有多少

123发布时间:2018年3月3日 柯桥劳动律师  
  加班136小时月薪2149.5元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据新华社电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
  过低的员工成本
  vs超时加班的劳动
  从流水线上取电脑主板——扫描商标——装进静电袋——贴上标签——最后重新放入流水线,忙的时候,一分钟至少要装7个——这是21岁的富士康员工鄢远江8小时工作的全部内容。
  不加班挣钱没有资本,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记者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发现,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维持生活都难,我必须加班!”在苏州华硕电子厂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说,“持续加班,我有时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
  富士康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
  ——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他们创造的销售纪录不断刷新;
  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
  ——310元!600元!900元!他们的工资增长“步履艰难”。
  “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要做到9000个才行。”在深圳一家日资电子企业打工的李燕说。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员工的高流动性。深圳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介绍,深圳富士康45万员工中,工作5年的员工只有2万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员工高达22万,每年员工流失率达35%以上,这意味着富士康几乎每3年就要完全换一批人。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融入城市的渴求
  vs被疏离的窘困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
  和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心怀梦想,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
  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在东莞一家日资企业打工的19岁农民工这样陈述她的感受,“城市想要的只是我们的劳动,并不是我们这个人。”
  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这个企业,连同这座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社会学家沈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描述。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更加频繁,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孙立平指出,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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